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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勞動法律師分享打勞動官司真實經歷，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

2023-04-25 17:41瀏覽次數：16628次作者：深圳勞動法律師

導讀：本文不談勞動法知識，來講講我辦案過程中可能會顛覆大家認知的一些經歷！

常見問題精選：

·深圳哪些勞動爭議事項在進行勞動仲裁時適用“一裁終局”

無論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我認為其實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應該是獲得真實而準確的信息，這樣你才能做出相對正確和適合的決定。

如果你輕信專家關于疫情過后經濟會逐漸復蘇，會出現報復性消費的預測，那你有可能會陷入投資20多萬開個店，每天幾十塊錢營業額的困境當中。

我們看深圳中院、深圳人社發布的典型案例或者案例分析，總是能感受到滿滿的正能量。我不能說那些案例是不真實的，但必須要說，那些文章、案例所呈現的，只是現實的一個側面，而且可能只是非常小的一個側面。如果你認為那就是官方的態度，就是司法環境的真實情況，從而認為現實中的勞動仲裁機構或者法院會根據勞動法對勞動者進行傾斜性的保護，這樣的判斷，即使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不準確的。

現實中，多少勞動者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被用人單位辭退，就應當獲得“N”或者“N+1”的補償，甚至是“2N”的賠償？但我多年辦案積累的經驗卻是，很多仲裁員和法官都不認為那是勞動者理所當然應當拿到的。

下面講點最近辦理一個勞動爭議案件的“邊角料”，讓“業外人士”可以一窺打勞動官司的真實情況！

張某被A公司無故辭退，我代理張某向深圳市某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A公司支付未續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差額、加班費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合計100萬元左右。

開庭過程中，通過聽話聽音，我對仲裁員的傾向有了基本的判斷：二倍工資差額和賠償金應該是支持的，加班費應該不支持。

問題在于，庭審結束以后仲裁員主持調解時，竟然對A公司的代理人李某說了這樣的話：“我在開庭前看材料，以為你們會說從來沒簽過勞動合同，反正申請人也沒有證據證明簽了勞動合同，最后一份勞動合同什么時候到期。你們就說從入職以后就從來沒簽過勞動合同，那他們現在要求未續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肯定就要求不了了！”

李某是A公司的人事經理，我清晰地記得，當他聽完仲裁員說的這番話以后，明顯愣了一下，顯示出至此他才意識到自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失誤。但他沒有說話。

就在此刻，我把話接了過來，說我們有證據，有A公司公布的勞動合同到期人員名單，上面清楚的寫明了張某的勞動合同在何時到期。

但仲裁員卻立馬反駁道：“你這個又不是勞動合同，我們都可以不采納的！”

聽到仲裁員這樣說，我不想再跟他辯論下去了，只能打圓場說道：“那就看怎么認定了！”

接下來，仲裁員還在做調解工作，但我卻非常擔心。一是擔心李某害怕回去以后無法對A公司交代，于是強硬要求修改庭審筆錄，推翻自己開庭時說的話，要求重新說、重新記，那可就麻煩了。以當時仲裁員那種曖昧的態度而言，完全是有可能會同意的。二是擔心話題說深了，仲裁員會說出二倍工資差額其中有一部分已經超過了仲裁時效，從而又給李某做了提醒。而自始至終，A公司是沒有提出這個抗辯的。

鑒于當時已經接近中午12點，我靈機一動，偷偷地對旁邊的張某說，讓他請李某——他的前同事——去吃中午飯，并讓他先按我說的做，回頭再解釋原因。我當時想的是，必須想辦法把李某趕緊從仲裁庭里拉走，結束庭審，這樣，我們本次開庭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固定下來！

張某照我說的做了，他們談笑著離開了仲裁庭。一個多小時以后，張某給我打電話，說他沒和李某一起吃飯，他只是開車送李某到了一個地方，然后他自己也回去了。

至此，我在電話中對張某和盤托出，一方面解釋清楚為什么剛才讓他拉著李某去吃飯，另一方面給他分析上午開庭的情況，最后還對裁決結果進行了預測：二倍工資差額和賠償金很大可能會支持，加班費很大可能會不支持。

聽我說完，張某恍然大悟，隨后感慨道：“仲裁員怎么這樣？！”

我解釋道：“仲裁員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點。他在控制你能通過這個案件獲得多少錢！”

張某說：“我能獲得多少錢，不都是法律規定的嗎？他不是應該根據法律來判嗎？”

我說：“你說的道理是沒錯！但我的經驗是，如果是勞動者索要工資，或者是發生工傷后應當獲得的賠償，仲裁員和法官會普遍認為這是勞動者應得的。但類似于加班費、經濟補償金、賠償金，尤其是沒簽勞動合同的懲罰性賠償，很多仲裁員和法官并不認為這是勞動者應得的。在很多人的觀念里，得多少，都算是白撿的！”

為了說明這不是我主觀臆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告訴張某，自己是通過以下這個細節判斷出來的——庭審剛結束，仲裁員就忍不住感嘆道：“你這個雙倍工資差額，完完整整的11個月啊！”

我知道，張某對我說的仍然還是似信非信，將信將疑。

最終，雖然我還是寫了代理詞提交給仲裁庭，努力地論證了加班費也是應該獲得支持的，但結果不出我的所料，只支持了二倍工資差額和賠償金，對加班費一分錢也不支持。

當然，一共支持了60萬左右，其實也已經很不錯了。但張某了解到，A公司肯定是要起訴的，于是我們也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我們的考慮是，如果真能進一步爭取到加班費，那當然是好的。退一步講，即使爭取不到，這樣以攻為守，也會有利于保住60萬的成果。

然而，進入一審訴訟程序以后，2023年2月第一次開庭時，法官不斷打壓我們的預期，讓我們降低要求以達成調解的態度，就讓我們感到非常為難。

法官給我們上了二十多分鐘的課，告訴我們，勞動者維權是必要的，但行使權利也要有節制，不要把自己的權利用盡。疫情對于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包括法院都在為復工復產助力，致力于恢復生產、恢復經濟。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社會責任感，勞動者也要有社會責任感……

有人可能會說，調解不是全憑自愿的嗎？

是的，法官也說了，調解憑我們自愿，我們就是不愿意調，他也無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把這話當真，那就太幼稚了！

最終，因為A公司連20萬都不愿意給，所以調解不成，法官決定另行安排時間開庭。

到了本月，第二次開庭，法官仍然努力地做調解工作，不過，這次是“兩頭打”，畢竟，公司也要愿意出錢才行。

因為首先要拿下公司方，于是法官把公司的代理人留在了法庭里面，讓我們在法庭外面等。他先摸了摸公司的底，然后出來摸了摸我們的底。隨后，法官定下了40萬的方案。

在法官進入法庭做公司代理人的工作的時候，我問張某是什么意見，他說他的底線是50萬。他的理由是，仲裁裁的肯定也是有法律規定的，而且仲裁裁的本身也少了。

聽到這，我馬上囑咐張某：“你可千萬不能這樣對法官說，你要是這樣說，有可能會犯了忌，惹怒他！我們只能說，在你離職的時候，本來通過協商，十幾二十萬就能解決的，是公司非要將你強制辭退。仲裁的時候，仲裁員也主持過調解，可是當時公司連二十萬都不愿意給。事情拖到今天，又過了一年多的時間，你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肯定不能還是原來的標準了……”

進到法庭里面，當張某說出50萬的底線，而公司的代理人堅稱只能給40萬的時候，法官讓公司的代理人退出了法庭，然后開始不斷做我們的工作。張某不斷向法官說明自己的難處，但法官的話卻說的越來越重。

見此情形，我提議我去法庭外面做做張某的工作，但其實我是盤算著一個折中的方案：45萬。在征得張某同意，回到法庭說出這個方案以后，我本以為法官無論如何會問一下公司是什么態度，沒想到，法官根本沒有要詢問公司的意思，而是說我們婆婆媽媽，話說的越來越重。

我看這樣也不是辦法，于是提議張某直接去法庭外面找A公司的代理人協商，讓他們問問公司，45萬到底能不能同意！

公司的代理人倒是沒有很排斥，他們通過微信群跟領導溝通和匯報，而張某則在一旁說明自己的理由和難處。

應該是看到遲遲沒有動靜，后來法官也走了出來，他的意思是讓張某接受40萬，別再那么婆婆媽媽！

張某偷偷地對法官說，他們現在正在跟領導申請，根據他對公司的了解，45萬應該也能申請下來，A公司根本不在乎這點錢！

沒成想，接下來法官說出了讓張某感到震驚，讓我多少也有點吃驚的話：“人家有錢是人家的事，你現在得40萬，也相當于是撿到的，同意就完了……”

等法官走進法庭以后，張某回過頭來，感慨萬千地對我說：“說我是撿到的！楊律師，你之前說的是對的！”

最后的結局是，A公司的代理人只能申請到40萬，在我幫張某多要了5000元律師費的情況下，張某同意了，公司也做了最后的讓步，于是按405000元成交。這樣的結果，不能說對張某是不利的。事實上，自接手這個案件開始，我和張某就一直為與A公司達成調解這個目標在努力。仲裁時A公司只愿意給十幾萬調解，2月份開庭時仍然連20萬都不同意。之后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才有了第二次開庭時A公司的態度轉變。

至于說，40余萬的結案款多還是少，而且是不是像法官所說，屬于是張某撿到的，大家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因為馬上就能收到錢，所以張某對這個結果還是很滿意的！

我不是法律虛無主義者，但對于那種“依據勞動法應當如何如何”的認識，多少還是感覺缺乏現實感。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公平正義并非唾手可得，而是一種理想，為了實現理想，是要付出努力和代價的。與之相類似的是，勞動法的規定就擺在那里，但并不是說它就會理所當然地得到全面和準確的貫徹執行。相反，為了使勞動法的規定得到全面、準確的貫徹和執行，往往也是要付出努力和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