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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為法學院的學生，最早以法律人的身份參與到社會當中，是被學校安排到法院、法律援助中心、社區等擺一張小桌子為人民群眾提供免費法律咨詢。那時候，沒有人認為這樣做有什么問題，因為在所有人看來，法律咨詢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我們辛辛苦苦學了四年，如果連這項工作也做不來，那就有些說不過去了。不過，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某個法院驅趕我們學院的學生的消息，原因是學生在提供法律咨詢時給人民群眾解答的很多內容都是錯的，給他們法院開展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煩。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那個法院的立案大廳里都撤掉了那張免費提供法律咨詢的小桌子。

而進入律師行業以后，不少人從實習到剛開始執業，通常也都是從提供法律咨詢的服務開始的，咨詢一小時收費幾十、一百元，這是普通人都可以承擔得起的價格。于是不少律師就以此為起點，一步一步開展自己的職業生涯。

平心而論，現在執業超過十年以后回過頭去看，毫不夸張地說那時候安排我們這些學生去為人民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所作出的解答幾乎是毫無價值的，甚至有害而無益。原因很簡單，所謂提供法律咨詢，可絕不是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閑聊天，而是法律人士為他人答疑解惑，解答法律問題。在這過程當中，我認為解答的準確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能否提供有深度的解答或者能否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但單就準確性這一點而言，其實就不好做到。這一方面，是當自己對于當事人提問的問題不懂或者拿不準的時候，應當直言以告，而不能亂說。可話說起來容易，當真正面對自己的客戶時，作為“專業人士”，真要承認自己對哪個問題不懂，其實是很難的。另一方面，除了不懂裝懂的情況以外，其實更多的是由于水平和認識的問題而造成的誤判，通常這種情況還不好對律師加以指責。

例如（因為本人是搞勞動法的，所以本文所舉的都是勞動法相關的例子），曾經有一家公司向本人咨詢，問員工簽署的入職登記表，上面具備了勞動合同的必備要素，能否被認定為已經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而無須支付未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差額？本人的回答是：“不能。”他們強調說：“可上面已經具備了勞動合同的必備要素啊！”本人解釋道：“再具備勞動合同的必備要素，這也是‘表’，而不是‘合同’。合同有合同的格式，表就是表，不是合同，不能連這點常識也不尊重。你們當仲裁員是傻子嗎？”隨著交談的深入，我逐漸搞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他們在仲裁階段已經敗訴了，仲裁庭并沒有采納他們這種主張。而他們該主張，其實是源自在仲裁階段咨詢了一位律師，是這位律師告訴他們這個思路的，而且聲稱有類似的成功案例，于是他們就以這個思路應訴了。

對此，本人其實是非常理解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老板會甘心支付只是因為未簽勞動合同就需要向勞動者額外支付的另一倍工資，因此，若非他們在仲裁階段已經敗訴，即便我在事前告訴他們這種思路行不通，他們也不一定會接受。現實當中，很多老板都不喜歡聽到悲觀的預測，而是希望律師總能想到各種“妙招”贏得官司。但事實上，律師無法打贏必輸的案件，就像醫生無法救活臨死之人。而真正有水平、經驗豐富的律師，其最大的價值首先就體現在事前能做出相對準確的判斷上面。也只有根據經驗知道哪條路走不通，才能找到一條真正走得通的路。就如上面那個案件，我們完全可以判斷以入職登記表主張已經簽訂勞動合同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不必走這條“彎路”。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從仲裁時效入手，可以從勞動關系建立的時間入手，可以從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入手，還可以從是否存在阻卻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客觀原因入手。最終，如果經過認真分析和論證，發現每條路都走不通的話，那至少還有和勞動者和解、少賠一點錢這條路。

由此可見，準確的預判是提出正確的解決思路的基礎，同時也是提供準確的解答的基礎。而準確的預判，是建立在長期辦案的經驗積累和長期研究總結的知識積累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一位律師的核心競爭力和價值所在。

至于提供有深度的解答或者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道理也是相同的，屬于是對提供法律解答者提出的更高層次的要求。

針對前文的表述，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直言學生作出的法律解答幾乎毫無價值有失偏頗，認為至少還是能普及一些法律知識的。的確，學生的解答確實能普及一些法律知識，但人們進行法律咨詢，一般是為了在遇到法律糾紛時了解自己應該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為了了解法律知識的。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深圳一名在公司上班的員工前來咨詢，因其所在的公司每月二十五、六號才支付上月的工資，于是提問：其能否以公司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為由提出被迫解除勞動關系？如果提出了，能否成功獲得經濟補償金？

除非有特殊的際遇（例如恰好看到了相關的網文或者接觸過類似的案例），否則，本人相信絕大多數剛畢業的法學本科生都解答不了這個問題。這不是因為他們水平差，而是因為在很多院校，勞動法在本科階段是選修課，不是必修課，因此很多學生根本就沒有學過勞動法。而且，即便學過勞動法，通常也不會講到這么細的問題。可是，如果我是上述那名員工，我才不關心什么勞動法知識呢，而只想知道，公司每月二十五、六號才發放上月的工資，如果我以此為由提出被迫辭職，到底能不能成功，會不會獲得經濟補償金！

還有，當一名員工被公司踢出微信群，停掉各種賬號的權限，并取消進入辦公場所的門禁權限，來向我們咨詢時，他只會無助地問我們：“我該怎么辦？”此時，難道我們就告訴他，可以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維權嗎？我們真正應該做的，首先是從幾個方面幫他分析現在的狀況：1、公司是不是要辭退他？2、有沒有能夠證明公司辭退他的證據（如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微信聊天記錄等）？這些證據是否足夠證明公司已將其辭退的事實？3、如果有證據證明公司將其辭退，則分析辭退可能是合法還是違法；4、如果想要通過司法程序維權，當下有哪些證據需要及時做固化或者公證？

只有在進行上述分析以后，我們才能確定：1、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辭退的賠償金，還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合法辭退的經濟補償金？2、是按公司將其辭退進行維權更穩妥，還是鑒于證據不足而考慮提出被迫解除勞動合同？以哪種思路進行維權，把握會更大一些？3、如果是按公司將其辭退進行維權，還需不需要再收集多一些證據？如何指導他收集證據？4、如果是提出被迫解除勞動合同，理由寫哪幾條？應當收集哪些證據？如何發出被迫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

可以說，如果分析不到上述這些層面，那作出的解答對于那位無助的員工其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最終他還是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怎么做？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怎么做，那就應該委托律師來辦理啊！可是，如果連如何進行維權的思路都講不清楚，那他怎么知道自己應當選擇哪位律師呢？而且，如果不盡快確定思路，及時指導他收集證據或者對某項證據進行固化或公證，那很可能會錯過最佳時機，而造成永久性無法取得某項證據的不利局面。

因此，法律咨詢并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簡單，因為提供解答者要對提問的問題都懂或有深入的研究，才能為別人解答。可是，由于筆者作為勞動法律師，因而在提供法律咨詢時也只能解答勞動法的問題，而且即使是勞動法相關的問題，仍然會存在知識盲區，不敢說所有問題都能解答。故此，即使是執業超過十年以后，如果在法院的立案大廳里擺一張小桌子，要為人民群眾有可能提問的各種奇奇怪怪的法律問題提供法律解答，筆者自問是應付不來的。當越是專注于一個領域的時候，就會越發現自己對其他領域感到陌生；而當執業的年限越長，說話就會越是謹慎，生怕自己解答錯了。在此，如果是給法學專業的學生或者剛實習、剛執業的同仁提出建議的話，我會建議他們多參與到具體的案件當中，或者多研究前輩們辦過的案件的案卷材料，從一個一個的案例中去學習知識、積累經驗和打磨技能。當肚子里積累的東西多了，倒出來的東西才有干貨、才會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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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深圳勞動仲裁律師網

楊錦浩律師

所在地區：深圳-福田

擅長領域：勞動人事爭議、工傷賠償糾紛、用工侵權糾紛、勞務合同糾紛、競業限制糾紛、商業秘密糾紛、企業法律顧問

執業機構：廣東行倫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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